此剑埋藏2000多年，依然锋利无比，当时有记载说：“拔剑出鞘，寒光闪闪。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试之以纸，二十余层一划而破。”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它为什么不锈呢？1977年12月，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的专家们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活化分析组一道，采用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法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科学检测，得出了剑身青铜合金分配比的准确数据表。
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铁、镍、硫组成的青铜合金。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的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代在精密磨床上生产出的产品相媲美，比如说宝剑的尾部是圆锥体底座，座内内空，有极其规整的11个同心圆刻纹，间隔只有0.2毫米，圆圈中间还有细绳纹，这是现代的车床技术都无法实现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硫化处理”这个结论，简单地说，“硫化处理”就是将一些物质稀释后包裹在物体表面。学者们认为，越王勾践剑是经过硫化铜的处理，这样就可以防止锈蚀，以保持花纹的艳丽。但后来许多仿制“越王勾践剑”的商家和个人，在经过无数次的对比后发现，最接近“越王勾践剑”原始“包浆”的只有硫化铬，而非硫化铜。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春秋时期的中国人是否掌握“硫化处理”技术？据说“硫化铬”是德国于1937年、美国于1950年才发明的，并列为专利。其实像这样不可思议的技术原素，在中国并非孤证。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有这样一句话：“一号兵马俑坑T2第十一过洞的一件青铜剑，出土时因被陶俑碎片压住而弯曲，当把陶俑碎片拿掉后，剑立刻反弹恢复平直。”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名词“记忆金属”，又叫形状记忆合金，此项技术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世界材料科学中。
由于袁文中没有细节的描述，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把秦代的青铜剑被陶俑的碎片压弯了几千年，当把碎片移开后，剑身立刻反弹恢复平直。因为一号坑在建成的初期发生大火，发掘中多处发现火焚痕迹，可能与楚霸王入关火烧阿房宫有关系。如此算来，此剑可能被压2200多年。
或者有人说：可能只是发掘时不小心掉落的碎片砸中了宝剑。但这样一个小意外会被郑重其事写在研究报告中吗？
“罗马帝国”城为何在中国发现？
上个世纪50年代，在我国一个历史文献中记载了一支百余人的神秘部队，有部分史学家认为，它是中国境内的一支罗马军队，在中国有一座罗马城，但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军队排列成“鱼鳞阵”
问题是由《汉书陈汤月绷引起的》又书陈汤才勃中记载，在公元前36年的秋天，由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的4万汉朝军队，分兵两路，在康居与匈奴邪支单于率领的军队短兵相接。书中写道:“望见年于城上立五彩9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这“鱼鳞阵”个字，引起了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关于“鱼鳞阵”的记载只此一处。
学者们分析，要想把军队排列成“鱼鳞阵”，需要高度的组织训练并有相应的阵列条规来指导。这对于任何游牧部落或其他未开化的民族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尤其像匈奴这样的游牧部落，打仗只是靠勇敢的精神，从未经过什么严格训练。而这支训练有素、阵列周密的部队到底是哪里来的呢?有人分析它很可能是一支罗马军队。
1955年，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德伯斯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人在康居城见到的士兵列于城门两侧的阵列，是典型的罗马阵列—龟甲形攻城阵，这种阵列世界其他军队中都不曾有过。士兵使用的是长方形盾牌，盾牌的正面呈现圆凸状，手持盾牌的士兵并肩站在一起，这种景象若用一个典型的中国平面绘画者的眼光来看，跟鱼鳞很相似。
后来，他又以《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古城》为题，撰文写道，当年甘延寿、陈汤在这次战争中斩邪支阔氏、太子、名王以下共1500人，生擒145人，降虏千余人，并把这些人分配给了周围参战的15个小国。他说，生擒的145人就是布阵的“百余人”，他们见到邪支人兵败后，就停止了抵抗。他们被安置在一个特设的边境城镇中。这座中国境内的罗马城，直到公元746年之前一直存在着。
这支罗马军队是怎么来到东方的呢?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戴维，哈瑞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研究，他得出了与德伯斯相近的结论。据他掌握的材料，在公元前60年，罗马的庞培因战功受到了元老院的奖励。可当他回到罗马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没有了地位，虽在表面上看他与恺撒和克拉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后两人手中。
公元前55年，出任叙利亚总督的克拉苏，因缺乏为罗马人所敬重的军事上的建树，不顾手下人的反对，急不可耐地发动了对帕提亚的战争。公元前54年，他率领4万多人的大军，入侵帕提亚，双方在卡雷展开了激战。战斗开始后罗马人就处于劣势。帕提亚人以优势兵力，包围了罗马人，箭发如雨，罗马人为了抵御利箭的进攻，只好组成方阵，把盾牌立在周围。
这是典型的罗马战术队形，即送锁盾龟甲形攻城阵。而帕提亚人却有办法破坏他们这种阵法，他们从盾牌的上方或下方射入利箭，造成了罗马人的大量伤亡。在这场战斗中，克拉苏死在了战场上，有1万多人丧生，1万多人被俘，有近1/4的人逃到叙利亚。剩下的一小部分，由克拉苏的儿子率领，经过10多年的辗转迁移，最后成为北匈奴的附庸。
但对上述说法也有不同的意见。1962年，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在他的英文着作极代中外经济交)中，对上述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认为，根据汉朝制度，设县至少要有几千人口，只有145名罗马军人是不可能设县的。而台湾秦汉史研究专家邢义田对上述两种意见不置可否，认为谁是谁非一时还很难确定。
戴维哈瑞斯认为中国的罗马城还是存在的，必须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为此他于1989年再次来到中国。他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关意权和在兰州大学任教的前苏联专家弗维瓦谢尼金合作，在一份公元前9年的地图的帮助下，确认了“罗马城”位于兰州西北约300千米的永昌镇附近，并准确地找到了这处废墟。但他找到的到底是不是罗马城，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