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些事情，就要先从一些历史古籍说起。秦始皇称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有些任性，但还不至于智商掉线到滥杀无辜来使自己丧失民心。
先来说“焚书”。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阳皇宫里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你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陈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实。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当他听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奋然而起说：“我听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让他们与国君互相照应。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出现像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这场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也有文人相轻的味道，本不应该产生什么实质的后果。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这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天下大势，来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来举例，这值得去效法吗?那时候诸侯相争，大家都想招徕天下的读书人，现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国，老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要学习法律，这才是正道。现在这些儒生不从当下出发，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说现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劝皇上：过去天下大乱，各执一词，才有诸侯并起，都借着古代说事儿，花言巧语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乱七八糟的学术，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统一天下，应该统一思想……臣请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写的历史都烧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职责，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让地方官烧毁……”
李斯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
另外，在《史记·李斯传》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李斯对于那些诗书百家语，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注意这里是“收”而不是“烧”。
结合以上三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烧，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了“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损毁。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烧书。这种记载是：“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说，当初刘邦军队攻下咸阳城后，萧何先行没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坐了天下后，从这些图书中获得了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等资料。
从这段话中中不难看出，秦始皇只不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将它们烧了，至少没有全烧了。否则，萧何收什么?汉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烧掉前代所著史书，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应该一分为二，对于“烧尽天下书”这样的误解，还是应该澄清的。其实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书都烧了，上层建筑也就全完了，统治的基础同样会受到极大的动摇，他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杀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缘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这一天，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发现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分别是李斯和冯去疾，不知超标的是哪位。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超标的这位丞相是朋友，就将皇帝对他的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听说了此事，于是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随后就发生了侯生和卢生逃跑，四百多人被迁怒而丧命的事。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汉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这段史实，原文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不等同于儒生。术士者，方士也，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等等。
再者说，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诽谤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卢生，秦始皇为什么要拿儒生泄愤呢?退一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换言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当年坑杀的都是儒生。
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个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而司马迁在《史记》索引中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实，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因为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记》中有载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术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认为，“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就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焚过书，但并非尽毁;发生咸阳的坑“生”事件，其矛头主要指向方术之士，但也波及到儒生。秦始皇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蛮横无理，他所作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历史上新帝王诋毁前帝王来为自己乱臣贼子的身份洗白的事数不胜数，例如商纣王帝辛，隋炀帝杨广等。这就需要人们从历史文物中抽丝剥茧，看清真相。
